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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实如此，中国古代就有‘刑政合一’的传统，县官大老爷管钱管粮又坐堂审案。几十年来在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下，整个社会主要以行政权力来调整，而司法很不发达甚至被取消，所以老百姓碰到纠纷想到的就是找单位找上级找行政，很少想到找法院。新闻界对于行政那一套十分熟悉，对司法就相当陌生。所以当初‘新闻官司’在大陆出现时，新闻界有些人士就很不理解、甚至抵触。这里还有一个因素，就是新闻媒介与行政有直接的从属关系，只要媒介不是反对行政，行政对媒介一般是照顾的。所以，当一些公民受到媒介侵害寻求司法救济时，就跳出了行政的框架，法院在媒介和公民之间是中立的，可以做出公平的裁决。这个情况香港的记者们也有所了解，于是问道：“现在人们担心的是法院是否公平公正？”曾家辉客观的回答道：“在香港，我还是第一次打官司，正拭目以待。而在内地，我们讲求的是执法为公。当然，我们一些法院也存在有时候执法不公的问题，正在纠正当中。”“那么诽谤法不就限制了言论自由么？”曾家辉不赞同记者的说法，“诽谤法不是制裁言论自由的。国际上公认的观点是：诽谤法是力求维护言论自由和人格权的平衡，所以是保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。诽谤法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，使言论自由和人格权的冲突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，一些国际人权公约都是把两者作为一对矛盾来规定的，香港人权法案也体现了这个精神。言论自由和名誉权都是基本人权，这两者必须得到合理的平衡。诽谤法就提供了一个平衡器。”“关于这次基金会诉港媒侵权一案中，采取证明内容的真实性由谁主张谁举证，我们的媒体表示不太理解，这不是有违抗辩理论么？”证明内容的真实是新闻媒介在诽谤诉讼中全面抗辩的第一项理由，这也就意味着诽谤的被告要来证明诽谤的真实性。比如你发表文章说希望工程有贪污，那么你就要举出事实来。举不出贪污的事实来，就要在诽谤的官司中败诉，承担诽谤的不利的法律后果。按昭内地法律规定，新闻侵权案不论刑事还是民事，证明真实的责任主要是在原告。刑法把“虚假”规定为构成犯罪的要件，即“捏造事实，诽谤他人，情节严重”，这样虚假就成为诽谤的构成要件。按刑法和刑诉法，证明有罪的责任在原告，被告不需要自证无罪，所以起诉诽谤罪，原告必须证明被告的言论是虚假的，而被告能否证明自己言论是真实的，不是法定的责任。对这一点，不仅媒体有些不理解，许多居民也不一定清楚，曾家辉觉得这记者故意搞理论方面的弯弯，但又不好言辞批判，如果一个言论不当，香港媒体乱捅出来，那就有口难辩了，他不想围绕这个多说，毕竟属于法律理论方面的一些东西，自己也不是专家学者，哪能样样精通呢。他淡淡的道：“这方面的理论，早就铺天盖地，专家学者论述较多。我倒是可以举一个例子，让你能有一点直观的感受香港和内地的区别：比如记在街上看见商店一位营业员骂人，写了一篇短文批评这个营业员，营业员完全不认帐，告记者诽谤，而记者也没有记下被骂的顾客或者旁观者的姓名，更没有现场录音，就是说无法举证，而营业员也举不出他没有骂人的证据，这个案子怎么判呢？在香港就要判记者败诉，因为他未能实行真实抗辩，在内地如果严格执行上述原则的话就应当判营业员败诉，因为他无法证明新闻的虚假。我要说明的就是，如果将诽谤诉讼的举证责任在被告的原则贯彻到底的话，对新闻媒介有利，也就是说对保护言论自由有利。但在实践中，判决上可能会写道：所述新闻没有事实证明，因此新闻构成侵权。因此我个人认为，无可证实的事实不可报道。中国司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里有一个对事实的理解问题。什么叫事实？法律上的事实同日常生活中的事实是不同的。法律认为：能够以证据证明的才是事实。法官会说：既然新闻媒介报道了一件事，却没有证据来证明，我又怎么能认定你说的是事实呢？比方媒介说一个人贪污，媒介却提不出证据，难道要被指贪污的人自证无罪吗？所以要判处新闻媒介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。”记者算是明白了，青基会为什么会认为打这个官司一定会胜诉。“曾书记，按照你的观点，是否在这次官司中产生了疑问？”“当然，最大的疑问是希望工程的许多账目都搬到法庭上审查。这让我非常不解，从诽谤法的角度上讲，希望工程不需要证明清白，只需要港媒证明希望工程款失踪到哪里了就行了，否则就败诉。可事实上呢？”记者倒是理解这一点，“本案有关被诉方的那位媒体写文的记者不到场作证，确实会让人气愤，我能理解。”“我没气愤，只是不理解。”曾家辉的嘴上这么说，但语气早就出卖了自己，“本案中，被诉方唯一的证人、记者表示放弃作证，这就是说，港媒对于自己涉讼文章无法履行举证责任，按照法规，被诉方举不出证据证明希望工程有贪污，他写的几段话都没有根据，那么他就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。可当年青基会对港媒的不实文章发表声明后，港媒却说，如果青基会能够提供具体证据，证明我们失实，我们愿意更正，他们这是把责任完全颠倒过来了嘛。”任谁也可以听出来，他是心中有气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