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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权想了一下，“也就是五六天前的事吧。”“哦？”曾家辉明白了，那个时间正是调查组进驻三江省的时候，看来就是在整治非法雇佣劳动用工和打击“黑砖窑”专项行动进行督察和指导之际，下面的黑砖窑倒是“放人”及时，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隐情？“所以你就真的能走了？”“嗯，可刚出厂里，就有人上门查砖窑了，我们就被带了过来。”原来如此！看来窑主们还真是得到了消息，只是消息略偏晚了一点点而已。几天来，石城县委宣传部已经记不清接待了多少批记者。石城县瞬间成为全国的新闻热点，整个宣传工作甚至一时无法反应过来。“其实石城县的砖窑并不是三江省最多的。”在调查组面前，石城县委书记高原明略带委屈地告诉曾家辉，“目前全县的砖窑，不论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，都在停工整顿。”引发此次事件的砖窑，就是曾家辉卧底的那个处在石城县一个叫黑山村的砖窑，蒋老板只不过是一个前台所谓的老板而已，真名叫蒋正丰，后面真正的老板是他的父亲蒋文化，虽然只是这个黑山村的村支部书记、县人大代表，但却是一个小人物干大事业。惹出了这么一个大事件，这个砖窑是一个无任何手续的非法砖窑。蒋正丰承包着黑山村山头，遂于六年前开办了砖窑，从山上挖粘土烧砖。据村民说，由于蒋正丰不懂行，头两年并没有盈利，还欠了几十万元贷款。蒋正丰后来才想到了非法用工这一个办法。正常情况，开一个砖窑，窑主负责办理各种手续，并建好砖窑，添置各种机械设备，大约需要先期投入四五十尤万元，属于投入较低的行业。整个制砖流程包括：用铲车挖取土、用传送带将取来的土填到制砖机里、用制砖机压出砖坯、将砖坯晾晒、晾好的砖坯送进砖窑、烧窑、出砖。整个流程中，除了烧窑需要掌握火候，要求较高技术和经验，其他几乎都是简单重复的力气活，劳工进入门槛很低。三江省地处黄土高原，粘土随处可寻，气候干旱少雨且地势多为坡地，土层可以逐层挖掘利用。同时，三江省煤产量丰富，为烧窑提供了低廉和运输方便的能源。投入成本少、劳动技术含量低、资源丰富，这三个特点是三江省大量出现砖窑的关键因素。此外，大量富余劳动力涌入三江省，也正好满足了砖窑的用工之需。其实，砖窑是一个利润空间极低的行业。当地每块砖市场价格在1角至1角2分钱左右，成本则高达7分至9分钱。这意味着，即便是一个成规模的砖窑年获利最多也就30万元，且至少两年后才能收回先期投入。因此，开砖窑要想获利，惟一途径便是压低成本。在三江开砖窑，由窑主负责办理开窑手续、建砖窑、添置机械设备，供应粘土、煤等耗材，支付水电等支出，烧窑师傅也是窑主自己雇。剩下的力气活，挖土、填料、压砖坯、进砖坯、出砖，窑主一般都包给包工头，由其组织人手来完成。显然，以上诸多环节中，压低成本的办法只有两个：一是不办理开窑手续，这样可以节约费用。开办一个正规砖窑需要如下手续：同村集体签订土地承包合同，支付承包金以及土地赔偿金、土地平整费；办理相关证件，包括工商登记、乡镇企业登记、到国土部门办理采矿许可证、税务登记、环保审批、安监审批，公安审查、劳动监察部门审批等。以上环节先期投入总计超过二十万元，每年纳税、各部门年检等也需要不菲的花费。降低成本的第二个手段就是压低劳动力成本。但烧窑师傅有手艺，不能得罪。窑主一般都是每出一万块砖坯支付包工头一笔报酬，由包工头自行分配。由于利润空间不大，包工头为了获利，惟一的选择，就是最大限度地压低那些“力气活”的成本。这才有非法用工产生的利益所在，即使用奴工，尤其是童工、智障工。道理很简单，这些人“听话”、“好管教”。调查发现，这个砖窑是一个无营业证、资源许可证、税务登记证的家庭作坊式砖窑，建在村支部书记家一墙之隔的地方，而且砖窑的老板就是村支书的大儿子，砖窑建了五六年了，老板下面还有包头工，签定有相关的不合常理的承包协议。调查组获得的石城县黑山村蒋正丰黑砖窑的上百名受害人名单显示，其中来自十三个省份，被抢、被骗、拐卖来而的都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，只有近30%是正常用工。这种情况不是当地没整治过，而是整治当年好一些，过后照旧。打击之后要不了几个月就死灰复燃，甚至比整治前还增加许多。慢慢的当地就不整治了。按调查组下去之后，一些人士所讲，“每次打击都是风头一过，所有的监管、检查就成了走过场。”由此可见，政府监管的缺位，表明了一个现实：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村地区的小作坊、小煤矿、小工厂等基本处于失察和失控的状态；加之一些干部、公职人员的失职渎职，包庇纵容甚至充当黑后台和“保护伞”，使得一些非法窑主得以为所欲为、滥施淫威，曾家辉在调查中了解到，县劳动监察大队检查一个砖窑，发现有一个外地年仅十六岁的少年，属于未成年人。检查人员当场罚了砖窑两千块钱，并让窑主支付了少年一千块工钱，然后带走准备送其回家。可是，在离开这个乡的途中，这位少年却被“护送”他的一名劳动监察队员私自送到了自己亲戚开的砖窑，而且把人卖了一个好价钱。这已经构成玩忽职守与滥用职权罪。为什么官员会失职渎职，甚至与黑恶势力狼狈为奸？曾家辉在调查中了解到，这些黑砖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存在，经营多年后，利用地缘、血缘和业缘关系，已经形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经济网、行政网乃至司法网。近年来，尤其是税费改革之后，农村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，原有社会结构已经大部分解体，部分乡村社区出现“权力真空”。在这些家族势力、黑恶势力的强势面前，农村的基层治理逐步丧失效力，甚至成为黑恶势力的附庸和其做大做强的“帮凶”。他深切地感受到，在三江省这个现实世界里，劳动力价格的绝对下限，取决于最基本的人权能否得到保障。这决定于政府在其神经末梢能否有效行政，决定于一个社会能否自我维系基本的道德底线。最为令他痛心的是，在三江省的黑砖窑里，许许多多被奴役的劳工们，最真切地体验到了两者缺失带来的苦难。在黑山村黑砖窑的调查中，曾家辉离开村子时，一对中年夫妇站在村口拦住了他，这是黑山村本地村民。一年前他在当地一个煤矿打工时受伤，矿主置之不理，他的工资和医药费至今分文未得，“我们比砖窑里的那些人也好不到哪儿去，我们的事能解决吗？”他似在问曾家辉，又似在喃喃自语。此时，天空还下着雨，沥沥的雨声中，他的声音几乎难以听闻。但曾家辉还是听了个清清楚楚，他点头道：“一定会解决的。”两天之后，黑山村所在的当地镇党委书记、镇长已到有关部门接受调查。核心原因是蒋正丰黑砖窑就开在他们主政期间，而且乡里的部分干部和村民证实，“蒋正丰的黑砖窑根本就没取缔过，都被钱给买了。”三江省召开了全省进一步整治非法用工、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及督查工作会议上，省政府在会上对“黑砖窑”事件进行了深刻反思。认为黑砖窑事件的一个重要教训在于“没有敏锐把握网络、媒体的舆论动向，及时做出正确的回应。”虽然这一反思尽管来得迟了一些，但一语中的。媒体一下子就敏锐起来了。电视节目影响不断扩大，随着网络的介入转载，全国范围内更加关注。此后几天内，全国媒体迅速介入。黑砖窑事件成为国内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新闻，在舆论的高度关注下，接下来是一系列高层领导对黑砖窑事件做出批示。随着官方态度的明朗化，媒体对黑砖窑事件的关注度持续升温，在此后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里，黑砖窑事件始终占据着各家媒体、网站的头条新闻位置。